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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两条新闻（地址1 ，地址2 ），都是关于“民科”做出非常出色的成就，于是也引发了很多人的惊叹，也有很多关于”民科”的讨论。关于“民科”，在我们第一印象里，他们应该是那些完美的实现了永动机的人，觉得他们和专业的科研人员完全不能比，甚至是那些滥竽充数专业科研人员。这样区别对待的原因，应该在于“民科”没有经过科研系统（比如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的研发部门等）的训练，不懂科研界的“话语”，也就被专门的科研团体排斥而成一个边缘的人群，于是“民科”这个词也就成了他们的身份——一个人们借以圈定他们的意义的符号。而后，在“民科”的身份之下，不管做怎样的事情，都会被看成和永动机差不多的事业，而他们真的弄出一些东西来时，也才会得到别人极其惊异的目光。

于是我可以再进一步的谈谈身份。在电影《英国病人》里，László Almásy发现因为自己的德式的名字而直接被英国的士兵归到了德国间谍的身份而做过救出爱人的机会，而后来在英国军队里已经不能被认出，也不透露出任何记忆的他，遍成了“英国病人”，他们身份就成了他的名字，于是他除了是他的身份之外便什么也不是。在米兰·昆德拉小说《身份》里，尚塔尔的两种面孔成了他两种身份的表现，她在一种身份里只有一种面孔，在工作中的她甚至的她的丈夫也完全认不出来；而她的丈夫假装成陌生的人给她写信，关怀便因为身份的不同而在她身上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而尚塔尔本人在把匿名情书作者的身份安到某些人身上时，她看此人的眼光便完全不同。在这些作品所表现或者探索的，正是身份本身的力量，不是为何人们被安上了某种身份，而是这些身份是如何反过来影响他们自身的。

卢旺达人被殖民者以最荒诞的方法划分成“胡图”和“图西”两种身份，没有什么人可以区分这这种身份的人，但是这种划分却起了效果，最终酿成了一种身份的人对另外一种身份的人血腥的大屠杀。在青海地震救援的人，因为有“僧侣”的身份，便被当局怀疑成图谋不轨的人，而被拒绝参与到救援当中。在媒体的报道中，很多观点被认为是“西方”的，一切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都被冠以“西方”的身份，而“西方”两个字本身便遮蔽了“西方”纷繁复杂的具体的东西，只是一个庞大敌意集团的简称。萨义德先生在《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所驳斥的“东方”的身份，这个身份只是包含着一些对“东方”的臆想和成见，而没有对东方的实际的认识和感受，大概他所批判的“东方”，恰如我们所见到的“西方”一样。

在《静静的顿河》里，我感觉到，哥萨克人的一种最令人痛心的苦难，正是复仇。红军也好，士官生也好，只要占领了顿河的土地，就一定会为过去复仇，杀害抓获的俘虏，烧毁仇人的房子，然后没有被杀死的人又重新反叛，然后走向新的复仇。复仇却不仅仅是哥萨克人的苦难，从希腊神话中的俄尔俄忒斯到现代世界的车臣、巴勒斯坦与本·拉登，复仇带来鲜血、恐慌、骚动以及更多的仇恨。
 在基督教的《圣经》里，终结复仇的方式一种是《旧约》里自上而下的裁决，该隐犯下杀死兄弟亚伯的罪行后，上帝给他定下罪责，并且裁定别人不许为亚伯复仇。另外一种则是宽恕与爱，耶稣到来之前，以色列人以为他们的弥赛亚是一个可以带领他们向罗马人复仇英雄，可是耶稣却用“当别人打你的左脸时，把右脸也给他打”的教义来化解复仇。《老子》说“为而不争”，《薄伽梵歌》阐释“有为”与“梵”的结合，都是在消解复仇这个行为的因果联系。
 中国的社会正在一个巨大的变革过程中，各个阶层不断的觉醒，摆脱旧的束缚，对抗新的压力。这个过程中各种矛盾不断的被激化，仇恨也在不断的传播，复仇的也便层出不穷。拿着钢刀冲进幼儿园，仿佛就是《静静的顿河》里挥舞着马刀冲进手无寸铁的俘虏队伍里。然而更甚者，公正的裁决却被权力影响，爱与宽恕的传播却被人为的阻隔，“为而不争”的教化却被生存所迫的刁蛮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