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谍影重重》的光晕的马特·达蒙主演了《绿区(Green Zone)》,这是一部展现了伊拉克战争的矛盾焦点的电影。马特达蒙所扮演的美国士兵罗伊·米勒的求索历程,是在如所有普通人一样质疑伊拉克是否真的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电影所表达的最为主要的矛盾;而米勒雇佣的伊拉克翻译杀死了过去伊拉克的将军,宣泄着伊拉克人自己的仇恨,则是影片的另外一个矛盾;更多矛盾也有可以从中情局、记者、美国政府之间种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中表露出来。
在电影展现的杂多的矛盾中,值得肯定是对伊拉克的战争的正义性的质疑乃至否定;而在伊拉克战争成了既成事实之后,也无法在积淀的冲突中,寻求一个正义的解决,仿佛在冲突中沉沦下去才是唯一的方向。
《论语·微子》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这句话表达了先贤行道的气度,而从另外的角度来说,“道之不行”是对现状的判断,是对现实的“存在”的承认,而“已知之矣”则表达了自己的笃志而行的立场。
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对于由自己身边推及而广的社会,如果我们看到了社会的种种灰暗、不公、衰落与骚动,并且可以把这些当作社会的具体的“存在”而看待,那么我们或许会做沉沦于这种“存在”的人,或许会做还排这种“存在”逃避者,然而这个社会前行 的希望,却是这个正视“存在”,却又独立的改变和批判这种“存在”的人。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认为诞生极权主义的土壤恰恰是人类的本性,以偏见,利益,种族,仇恨等作为理由而发起运动,而人们在运动的癫狂中走向极权。这两天所谓的“69圣战”大约就是这样的例子,创造出仇恨,煽动起运动。当然,对于“圣战”而言,并非是这个网络缺少监管,而是它缺乏批判。
最近看到两条新闻(
地址1 ,
地址2 ),都是关于“民科”做出非常出色的成就,于是也引发了很多人的惊叹,也有很多关于”民科”的讨论。关于“民科”,在我们第一印象里,他们应该是那些完美的实现了永动机的人,觉得他们和专业的科研人员完全不能比,甚至是那些滥竽充数专业科研人员。这样区别对待的原因,应该在于“民科”没有经过科研系统(比如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的研发部门等)的训练,不懂科研界的“话语”,也就被专门的科研团体排斥而成一个边缘的人群,于是“民科”这个词也就成了他们的身份——一个人们借以圈定他们的意义的符号。而后,在“民科”的身份之下,不管做怎样的事情,都会被看成和永动机差不多的事业,而他们真的弄出一些东西来时,也才会得到别人极其惊异的目光。
于是我可以再进一步的谈谈身份。在电影《英国病人》里,László Almásy发现因为自己的德式的名字而直接被英国的士兵归到了德国间谍的身份而做过救出爱人的机会,而后来在英国军队里已经不能被认出,也不透露出任何记忆的他,遍成了“英国病人”,他们身份就成了他的名字,于是他除了是他的身份之外便什么也不是。在米兰·昆德拉小说《身份》里,尚塔尔的两种面孔成了他两种身份的表现,她在一种身份里只有一种面孔,在工作中的她甚至的她的丈夫也完全认不出来;而她的丈夫假装成陌生的人给她写信,关怀便因为身份的不同而在她身上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而尚塔尔本人在把匿名情书作者的身份安到某些人身上时,她看此人的眼光便完全不同。在这些作品所表现或者探索的,正是身份本身的力量,不是为何人们被安上了某种身份,而是这些身份是如何反过来影响他们自身的。
卢旺达人被殖民者以最荒诞的方法划分成“胡图”和“图西”两种身份,没有什么人可以区分这这种身份的人,但是这种划分却起了效果,最终酿成了一种身份的人对另外一种身份的人血腥的大屠杀。在青海地震救援的人,因为有“僧侣”的身份,便被当局怀疑成图谋不轨的人,而被拒绝参与到救援当中。在媒体的报道中,很多观点被认为是“西方”的,一切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都被冠以“西方”的身份,而“西方”两个字本身便遮蔽了“西方”纷繁复杂的具体的东西,只是一个庞大敌意集团的简称。萨义德先生在《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所驳斥的“东方”的身份,这个身份只是包含着一些对“东方”的臆想和成见,而没有对东方的实际的认识和感受,大概他所批判的“东方”,恰如我们所见到的“西方”一样。
在《静静的顿河》里,我感觉到,哥萨克人的一种最令人痛心的苦难,正是复仇。红军也好,士官生也好,只要占领了顿河的土地,就一定会为过去复仇,杀害抓获的俘虏,烧毁仇人的房子,然后没有被杀死的人又重新反叛,然后走向新的复仇。复仇却不仅仅是哥萨克人的苦难,从希腊神话中的俄尔俄忒斯到现代世界的车臣、巴勒斯坦与本·拉登,复仇带来鲜血、恐慌、骚动以及更多的仇恨。
在基督教的《圣经》里,终结复仇的方式一种是《旧约》里自上而下的裁决,该隐犯下杀死兄弟亚伯的罪行后,上帝给他定下罪责,并且裁定别人不许为亚伯复仇。另外一种则是宽恕与爱,耶稣到来之前,以色列人以为他们的弥赛亚是一个可以带领他们向罗马人复仇英雄,可是耶稣却用“当别人打你的左脸时,把右脸也给他打”的教义来化解复仇。《老子》说“为而不争”,《薄伽梵歌》阐释“有为”与“梵”的结合,都是在消解复仇这个行为的因果联系。
中国的社会正在一个巨大的变革过程中,各个阶层不断的觉醒,摆脱旧的束缚,对抗新的压力。这个过程中各种矛盾不断的被激化,仇恨也在不断的传播,复仇的也便层出不穷。拿着钢刀冲进幼儿园,仿佛就是《静静的顿河》里挥舞着马刀冲进手无寸铁的俘虏队伍里。然而更甚者,公正的裁决却被权力影响,爱与宽恕的传播却被人为的阻隔,“为而不争”的教化却被生存所迫的刁蛮所取代。
今年的春天的天气很异常,春天过去了,就像春天没有到来一样,仿佛从冬天一下子就变成了夏天。有人形容的好,刚刚关了暖气,就要开空调了,这一年里,我们似乎是渡过了一个没有春天的春天。人们常说“春寒、秋暖、老健、君宠”这四件事是靠不住的,不过今年的春寒确实相当靠得住,寒意过去了,春天本身也过去了,与其说“春寒”靠不住,这一年,倒不如说是“春”靠不住。
春天里,某一天很寒冷,我们以为过几天就会转好,没想到隔了一周又下了雪,然后再隔一周还是又下了雪,最后几乎到了立夏的时节,春天依然让我们出乎意料的降温、下雪。这样春天倒是很好的比喻,我们以为股市不会再跌,但股市就是一跌再跌,反复冲破我们心中的最低线;我们以为房价不会再涨,但是房价就是一涨再涨,也反复刷新我们可以接受的最高价。我们以为自己的在短暂的动荡的过渡期,等待着它的结束,但最终我们才发现,我们生命的一切大好时光,或许都只是过渡的一部分而已。
我们把一段时间称作春天,仿佛这段时间就要微风阵阵,细雨绵绵。我看到今天不符合过去的时令,便把今天唤作异常。我们以为过去的经验的才是真实的,正常的,于是我们便用这些经验来批判现实。我们给起伏的过去取一个平均,于是便当作衡量当代的准绳。
哀悼日,一个全国的哀悼那些受难的人的日子,但却属于那些和灾难离得最远的人。远离灾难,所以分享这一点儿微薄的哀悼。那些和灾难离得很近的人,是没有哀悼日的。他们或许在为生存挣扎,或许在为丧失亲人而悲伤哭泣,或许在为援助他人而奔波劳碌,或许在为掩盖过失而苦思对策,或许在为控制局势一筹莫展,或许在为进入灾区寻找途径,或许在为值得宣传的亮点四处搜寻,或许在对正面的宣传提出种种非议… … 哀悼日,他们几乎都无暇顾及。哀悼日,实在是一个留给远离灾难的人们盛大的仪式,灾难的一切种种世事便融化在这仪式当中,但这并非仅是一个灾难的救赎,也不是一种声音的回馈,抑或是一个简单的原因的结果,哀悼日只是一种存在。
简单评论下《大兵小将》。
除了不少搞笑的情节,电影把各种不同的处世观念通过其中不同的人物作为代表而展现出来,并且让他们在电影的冲突中会际交融。影片中没有善恶的分野,也弱化了”小人物”对”大人物”的批判,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电影里按自己的动机行动。当然,影片给每个人都留出了展示自己的空间。
今天用Windows 7的计算器,看到里面专门设置了“程序员”型的定制计算器。于是便引出了下面的两种看法,第一种是由于开发程序的是计算机或者相关专业的人,所以在他们的产品中很容易凸显出和计算机更为相关的特性,而对于其他领域的人的一些需求就未必能够看到;第二种则是计算机或者相关专业的人开发的程序被广泛的使用,于是本来是少数人的习惯逐渐被大众所适应,计算机或者相关专业的人就成了发动改变的主体。两种看法中,一个把他们作为为客户服务的客体,被客户的需求而改变,另外一个是作为主体而推广一种改变。
把这个话题作一下类比,比如Chinglish。一方面,Chinglish作为英语学习的错误,代表着一种不规范或不正确的语言习惯,需要被改变;另外一方面,Chinglish则是在混合了两种语言一些习惯与词语之后,改变着英语和中文一种新的语言。在Chinglish之前,也有Hinglish作为这种情形的前车之鉴。不管是计算机还是语言,我们其实是在某个话题中抽取出了两个角色,这两个角色在主体和客体间变化,就成了两个对立看法,我们讨论的话题,也可以因为这两个对立的看法之间的动态而变化演进。
《12》是著名的电影《12 Angry Men》的俄罗斯翻拍版。简单的做一下评论。
首先,除了作为主题的司法公正之外,《12》和《12 Angry Man》各自反映了各自国家的一些现状。在美国是对于非法移民的歧视,在俄罗斯则变成了对于高加索尤其是车臣的仇视。电影把这样的现状作为司法公正的敌人摆了出来,也便在另外一方面表现了这个时代这个国家中,普遍存在与大众之中的偏见是这样的,而毫无疑问,电影本身又对这样的偏见做出了批评。
再者,《12》和《12 Angry Man》这两部电影把这些问题直接拿到台面上,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并附之以批判。在美国大概是一直有这样的传统的,而在俄罗斯或者前苏联则对这样的问题禁锢的多,当然,其实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中,早已说到对高加索人迫害是不公正的。随着这种批判精神的渗透与发展,大概也只有在苏联解体很多年之后的今天才能出现《12》这样的作品。
另外,《12》中的每一个陪审团成员几乎都有一段很长的独白,或者描述自己的经历,或者讲述一个故事。这些故事未必与审判结果有着直接的决定关系,却从各种方面的展现了俄罗斯人的生活境况。